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候,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拒绝了高度的心理治疗和理论。这些医生把精神痛苦归因于大脑病理学;他们把情绪、信仰和想法排除在心理健康的可能性上。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医生们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对心理概念的认知。正如哈佛神经学家詹姆斯.杰克逊.帕特南在1899年所说: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逐渐更加正确地理解到心理健康和健康精神生活的秘密之所在。”

他指的是心理治疗,新发明的术语和越来越流行的治疗躯体和心理痛苦。到了1909年--弗洛伊德访问美国的那一年-心理疗法赢得了心理学家、神职人员和各种医学专业的信任。事实上,到那时,更多的美国人是心理治疗的拥护者,而不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在心理治疗获得普及之前,主要的哲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需求损耗了神经系统。当镀金时代向那些可以竞争的人许诺财富时,它也导致了人们的焦虑。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费城神经科专家,神经学家米切尔,创造了很多治疗方案,诸如，强迫卧床休息,限制饮食,并结合按摩和电肌肉刺激等疗法。

但到上个世纪初,心理对神经系统有了新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心灵不像是容易耗尽的蓄电池。相反,他们认为人类更像是路面上的电车，他们可以利用除了自己力量之外的能量来源。事实上,心理治疗倡导者理查德卡博特,医学社会工作的创始人,说道，“患有神经症和神经衰弱的人就像手推车从架空输电线中分离出来一样。”他说, “治疗师的工作是将人与能量的储备联系在一起,这是无意识和集体活动中的所能创造的。”

在米切尔的休息治疗诊所,卡博特提供了一个工作治疗。为了治疗病人的病态思想,他规定了有用的活动:上大学课程,帮助管理办公室,或从事陶器或木工。再学习"健康人"的技能是卡博特治疗的最重要的原则。这要求病人抑制他们的消极想法,并坚持下去，尽管他们会疲劳或分心。他为那些工作却无法有效管理自己事务的人提供了一个例行程序。结果是恢复了道德和精神上的"效率",卡博特一直相信着一点。

正如杰克逊在他的书中解释道"一个民族的重生",从休息治疗转向工作治疗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转变一部分。到1909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宣布"美国已经从一个'贫瘠时代'转移到'富足时代'。随着民族精神的变化,每个公民的心理都可能从消极到积极的思维转变。正如国家从自然资源和新技术中繁荣起来一样,个人可以从他们的内在资源中汲取力量。有用的工作将利用这些储备,恢复良好的健康和精神富足。

考虑到工作治疗的文化共鸣,许多实践者在十九世纪初出现是十分常见的了。在马萨诸塞州的马布尔黑德,马里兰州的赫伯特霍尔,创建了一个陶器,编织和木工车间治疗神经衰弱和神经症。

也许最成功的工作治疗实践是约翰缅因州的伯特利,他的病人名单有那些教授,政治家,商人和俱乐部妇女。他恢复了这么多哈佛教授的健康，十分有成就。他的病人住在伯特利的家中和附近的一家客栈里,砍下锯木,在花园里工作,每天在室外游泳池里进行跳水。他们定期会见伯特利一起吃饭,饭后做戏剧演出。伯特利设计了所有的活动来传授良好的习惯,传授希望,培养精神健康,抑制消极思想。这赢得了他病人的信任。同样，伯特利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的美满。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精神分析和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取代了像伯特利这样的人的特殊疗法。但100年前,仍然有一个英雄使用一个独特的积极心理学,来逐次治愈一个病人。